早上醒来，发现阳光和爱人都在，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小幸福。可是，近年来不断肆虐的雾霾让这种简单的幸福也成了奢侈。如何治理雾霾，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近日，《洛杉矶雾霾启示录》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书记录了“烟雾之都”美国洛杉矶市60多年来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形成、发展和防治等历史细节，对中国治理雾霾具有借鉴意义。

　　通过实验找到雾霾元凶

　　据出版方介绍，《洛杉矶雾霾启示录》英文版2008年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多项荣誉，被誉为现代新闻经典之一。作者是两位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从童年时代开始，他们的记忆里就不断出现雾蒙蒙的天空，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见证了这座城市的人们在雾霾中挣扎和抗争，乃至最终胜利的全过程。2008年，通过数年的资料搜集和采访，他们写下了《洛杉矶雾霾启示录》一书，在书中记载了这段历史。本书译者、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曹军骥说，虽然是一本科普书，但这本书却有很强的文学性，通过纪实小说般的语言刻画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下的众生相。

　　洛杉矶第一次受到雾霾的攻击是在1943年7月8日清晨。那一天，当人们从睡梦中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以为受到了日本人化学武器的攻击：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浓雾，走在路上的人们闻到了刺鼻的气味，很多人把汽车停在路旁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政府很快出来辟谣，称这并非日本人的毒气，而是大气中生成了某种不明的有毒物质。

　　关于这种有毒物质是从何而来的，众说纷纭。天然气、炼油厂以及家庭焚烧垃圾产生的废气都曾被认为是雾霾的罪魁祸首。直到1949年，加州理工学院斯米特教授通过实验研究第一次探明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本质：机动车尾气与工业废气在太阳光作用下反应生成臭氧，这个突破性发现是现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制定空气污染标准的科研基础之一。斯米特教授和他的学生利用废弃树脂玻璃和温室框架，搭建了一个电话亭大小的“烟雾箱”，然后将枝繁叶茂的绿色植物放在里面。几天之后，测试组的绿色植物枯萎，只剩下死气沉沉的茎秆了。

　　举行听证会，开辟拼车专道

　　找到雾霾元凶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治理了。其实在斯米特教授关注雾霾成因之前，洛杉矶市政府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洛杉矶监管委员会任命了一个“烟雾与废气”委员会，该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规定以控制包括后院垃圾燃烧、垃圾回收和柴油卡车尾气排放。洛杉矶市政厅更是采取进一步举措，专门成立一个新的部门——空气污染控制局（APCD）。APCD的领导人督促成立了一个专门致力于监管小型烟雾危害的法庭，于1955年2月开始举行听证会，对违规排放过量尾气的汽车车主处以最低50美元罚金和（或）5天监禁处罚。

　　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只能依靠拨号电话和电报机实现有线和无线通信。如何在空气污染达到有害水平之前，通知到数百万当地居民，这是APCD指挥部十分头疼的问题。经过探索，一个烟雾预警的三级系统建立起来：当空气质量变得糟糕时，APCD会对政府发出警告。在第一阶段的预警中，如果认为有毒已经累积到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的程度，那么洛杉矶烟雾领导者将会禁止焚烧垃圾，司机必须停止开车，并准备停止商业运营。在第二预警阶段，无线广播和电视会向公众发出公告，鼓励炼油厂以及其他重工业的工人结伴回家。假如第三阶段警报响起，高官们将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是否请求州政府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包括采取全面的警察行动（这样做可能使该区域除了医院和发电厂外都处于瘫痪状态）。

　　在洛杉矶烟雾治理中，杰瑞·布朗（小布朗）州长功不可没。小布朗和当时的加州空气资源局主席奎因要求汽车制造商在1975年安装催化转化器并重新设计汽车引擎，在源头降低污染物的排放。这也导致一些创新的出现，比如“清洁燃烧汽化器”，可以减少引擎盖下汽油的大气混合燃烧后碳氢化合物的排放。小布朗和奎因还积极寻求新的能源技术以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如太阳能。小布朗还要求加州居民尽量拼车或者乘坐公共汽车上班，为此他还在拥堵不堪的圣莫妮卡高速公路开放了洛杉矶第一条“拼车专道”，该车道允许拼车和公共汽车可以比私家车以更快的速度行驶。这种做法在美国是开创先河的。

　　民众的力量不可忽视

　　在洛杉矶雾霾治理过程中，除了来自政府部门的决心和努力之外，普通民众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书中有一章是“人民在行动”，专门介绍了普通民众对雾霾治理作出的贡献。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雾霾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对这种有毒气体的危害却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就连“空气污染控制之父”斯米特教授也曾错误断言空气污染对健康没有什么不良影响。曹军骥指出，这反映了污染的复杂性以及单个科学家的局限性。1963年11月，一位73岁的病人心脏停止了跳动。彼得·凡奇医生在给这位病人出具死亡证明时，将“洛杉矶烟雾”作为致死的原因之一。这个结论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耸人听闻”的，也让人们对空气污染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有了深刻而震撼的认识。

　　与此同时，一些社交名媛也加入了对抗烟雾的队伍。她们高喊“禁止含硫燃料”的口号，不仅在治理空气污染的过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还争取了二十多个志愿者组织，提出了七点治理烟雾的建议。在洛杉矶烟雾治理的初期，APCD的官员也曾向人民征求建议，使得很多普通百姓参与到解决大气污染的问题中。人们提出了很多异想天开的建议，比如一位发明者建议用1000架直升机编队升空，让呼啸旋转的叶片穿过浓雾；还有人设想安装太阳能反光镜加热停滞的化学污染大气直到其消失。虽然大部分建议都很荒谬，但其中还是有一些明智的建议，如工程师发明了“烟雾消除器”和油烟燃烧器。

　　哪些治霾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两位作者讲述的是洛杉矶的故事，放眼的却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工业化进程中的我国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大气污染。重读洛杉矶烟雾污染治理史，我觉得有几点特别值得借鉴。”

　　曹军骥说：“首先，高度重视科学研究。20世纪40年代初洛杉矶发生光化学烟雾污染时，各界人士都茫然不知所措；经过大概10年的摸索，斯米特教授率先发现机动车与工业尾气的光化学反应产物是污染的肇因，之后的控制都是围绕这个科学结论展开。没有高水平科研成果做支撑，如盲人摸象，不仅污染控制的效果差，甚至污染控制的基本方向都是错的，出现越治理越污染的局面。”

　　其次，对污染治理的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曹军骥指出，从1943年7月8日洛杉矶出现第一场有记录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个污染治理工作时至今日还在继续。政府官员、高级管理人员曾在公开场合信誓旦旦拍着胸脯承诺几年内就要改善这种烟雾污染（尽管它是什么、如何形成都还不清楚）。直至今日，洛杉矶的空气质量虽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但相比之下，洛杉矶的污染仍高居美国各大城市之首，由此可见污染控制的艰巨性。

　　“再者，需要多种方式、多种手段、多个部门来共同治理污染。洛杉矶空气质量改善，不仅依赖环保单位，还要依赖研发机构、环保社团、产业部门等全社会的共同投入；上至州长、市长，下至贩夫走卒，都对空气污染控制做出过贡献。”曹军骥表示，空气质量的改善不仅与污染源控制有关，也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换、人民生活方式转变等有关。我们需要吸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深刻教训，对新上马的高污染工程项目做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防止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产生新的污染。